近日,随着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稳步推进,我国能源领域迎来新变革,生物质颗粒行业站在了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机遇与挑战并行。
政策支持力
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明确要求煤电机组掺烧生物质比例不低于 10%,为生物质颗粒行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政策动力,各地积极响应,多个生物质掺烧项目正在推进,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个煤电低碳化改造项目中生物质掺烧项目就多达 12 个。
另一方面,政策激励下的技术创新浪潮正席卷而来。为契合燃煤掺烧需求,企业与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加大研发投入。生物质制粉直接掺烧、生物质气化后间接掺烧、生物质锅炉与燃煤锅炉并联耦合发电等多元技术路线不断优化升级。例如,科研团队通过攻克生物质低热值、高含氧量难题,让其在燃煤锅炉中燃烧得更加稳定高效,不仅提升了能源转化率,还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推动整个生物质颗粒行业向绿色、高效迈进。
市场需求增长显著
当前我国农林生物质电厂每年已消耗约 8500 万吨生物质原料,随着燃煤机组大规模掺烧生物质,原料需求将急剧攀升,多地已现原料无序竞争乱象,原料价格波动上扬,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对原料供应的巨大冲击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明确要求稳妥有序推进煤电机组掺烧生物质,且掺烧比例不低于 10%。这一硬性指标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国存量燃煤机组装机容量高达约 11 亿千瓦,若简单按照这一比例进行估算,每小时就需要消耗数量惊人的生物质颗粒。以一台中等规模的燃煤机组为例,以往仅依靠煤炭发电,如今按照政策要求掺烧生物质,仅这一台机组每天对生物质颗粒的需求便可达数十吨。放眼全国,如此庞大的存量机组全面开启掺烧模式,生物质颗粒瞬间从过去相对小众的能源补充,转身成为煤电低碳转型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这不仅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更为行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促使行业朝着规模化、产业化大步迈进。
技术路线多样且成熟
目前生物质颗粒应用于燃煤掺烧形成了多种成熟技术路线,包括直接耦合燃烧、间接耦合燃烧、并联耦合燃烧等。如山东十里泉电厂的生物质制粉直接掺烧技术,湖北荆门电厂的生物质气化后间接掺烧技术等,这些技术在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效果,环境效益良好,生物质发电碳排放强度极低.
成本效益逐渐显现
成本方面,虽存在生物质原料价格与煤价倒挂情况,但合理利用生物质资源可减少煤炭依赖,且通过政策扶持等,成本有望控制。效益方面,环境效益显著,可大幅降低碳排放,如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的掺烧生物质发电机组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5 万吨,同时实现了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
与此同时,生物质颗粒行业的发展对资源综合利用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其主要原料——农作物秸秆、林业废弃物等,长期以来在部分地区存在处理难题,随意焚烧造成大气污染,弃置又浪费资源。如今,借助燃煤掺烧政策,这些生物质资源得以变废为宝,成为清洁能源生产的“富矿”,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实现了资源循环,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
行业竞争格局清晰
中国生物质颗粒燃料行业竞争者主要有三类,包括国内传统生物质颗粒燃料企业、新兴科技企业以及国外企业。行业目前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集中度较低,市场处于竞争型格局,但存在原材料供应困难、企业素质参差不齐、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机遇与挑战
然而,机遇背后,挑战也不容小觑。原料供应方面,随着燃煤机组大规模掺烧生物质,原料需求急剧攀升,供应紧张局面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农林生物质电厂每年已消耗约 8500 万吨生物质原料,多地已现原料无序竞争乱象,如今这一情况恐进一步加剧,原料价格波动上扬,给生物质颗粒生产企业带来成本重压,利润空间被压缩。
技术领域同样面临难题。生物质燃料与燃煤在物理化学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诸如生物质挥发分/固定碳比例高、碱金属含量高、普遍高水分与高氯含量等特点,使得在锅炉掺烧过程中,结渣、腐蚀等问题频发。而且,国内现有生物质气化技术尚不成熟,生物质掺烧技术整体仍有待完善,研发攻坚任务艰巨。
行业监管也是一大挑战。在煤电机组掺烧生物质的实践中,监测计量的精准实施困难重重,诸如由谁负责准确计量掺烧比例、如何严格把控原料成分质量等关键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协同配合机制。一旦监管缺位,容易滋生违规操作,导致政策落地受阻,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面对机遇与挑战,生物质颗粒行业各方正积极行动。企业纷纷布局扩大生产规模,优化原料采购渠道,强化与农户、林场合作以保障原料供应;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与科研院校共建创新平台攻克技术难关;同时,行业协会积极发声,呼吁加强监管,推动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与监管体系。政府部门也在持续关注,有望出台更多配套政策,助力生物质颗粒行业在燃煤掺烧政策浪潮中乘风破浪,助力能源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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