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你比如说，像国务院、政府精简机构的问题，现在确实有点机构的庞大，它不仅是要花更多的钱给人发工资，而是确实人多越添乱，真的是，我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1983年，就是我在办公司以前，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局，最长最多的时间是干嘛呢？你都想象不到，不是去调研跟所里面谈话，更多时间是给中组部报这个名单和文，为什么呢？当时中组部的要求是科学院的所有的所长和党委书记，都要报中组部批，报他们的时候，就是要每个字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的打印这些做法，所以全得手写，写错了就得重写再抄，花了大量的时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在那干了一年，我就坚决不干了，我回来要办公司了，实际上就是可能精简机构本身会能够使效率更提高，让市场的力量更多的发挥。

　　但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精简机构的话减下去那些人，往哪分流，他们手里边现在都有职有权等等，所以这就是改革的深水区了，假定把它全都砍掉的话及只是堵没有疏的过程，这事能做成吗？我们有点担心。

　　陈伟鸿：当时跟现在的整个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包括企业生存的条件也不一样，如果回过头来总结说，联想的成长跟改革之间的关系，您会怎么来总结这样的一种关系？

　　柳传志：联想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改革的环境中，不停地适应环境，当大环境合适，我们就努力发展，当大环境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咱们小环境也不行，我就待着不动了，我绝不越过红线，绝不越过雷池，这样才能保住命。

　　陈伟鸿：这个跟您说到的那句话，我可能会软弱，但是我绝不摇摆，是不是一脉相承？

　　柳传志：差不多，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也不敢。这就是软弱的地方，不摇摆的地方就是说永远知道不会做那个，有的人做的那个事，当时很勇敢，他觉得不怕死，实际上是他不知死，不知死跟不怕死是不一样的，谭嗣同革命失败被抓，然后说，杀了我，快哉快哉，我豁出去了，我知道这结果，那叫不怕死。不知死的人是不知厉害，一弄完了就怂，我是经历过各种情况，我知道死，我怕死，所以我就软弱了，但是就绝不做过头的事，这就是软弱不摇摆的意思。

　　陈伟鸿：那是一个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坚定，充满了乐观，当然也充满了苦恼和愤懑的一个时代。而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也把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我请各位看几张照片。

　　1984年，这是当时的联想的一个雏形，20万元十来个人，就掀开了联想最初创业的篇章，从那一刻开始，很多人都在猜，联想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一家公司，他们的未来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不妨一起走回到历史的长河当中去。

　　解说：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政策的变化与企业家命运息息相关，从1981年开始，每隔3到5年，中国必有一次政策变化，每次整治的对象都是民营企业。1985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专业户今天的“怕”，提出专业户最怕的就是政策改变。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柳传志却要做着自己的企业梦想，他借用计算所的血缘关系搞起了企业，但他不甘心做贸易，更重要的要自己生产计算机。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首先要获得生产许可证，联想作为体制外的企业，根本就无法获得，那是一个计划和市场还在争论的年代，那是一个企业凭着条子生存的年代，那是一个规则还没有建立的时代。联想并不甘心只做贸易，下定决心要做生产商，柳传志选择突围，采取了被他称作为“拐大弯”的方式。

　　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要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柳传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陈伟鸿：今天这个短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风华正茂的柳传志先生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个年代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条子，那是最热门的商品，但你们当时没有。

　　柳传志：国家不给我们指标，我就在香港办了一个生产小作坊。

　　陈伟鸿：曲线救国。

　　柳传志：在台湾那地方，这个作坊干吗呢，就是专门生产主机板，因为我原来是计算所出身，我们有这个技术，于是我从国内就带去了一些同事，年轻的工程师在那儿，这主机板生产完了以后，研制完了以后，小批量生产以后，就拿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会上去展览，在展览的时候，众多的摊位上，竟然我们国家的电子部的考察人员到那里看，看见了一个摊位，竟然还说普通话。

　　陈伟鸿：他们觉得很意外吧。

　　柳传志：很意外，非常意外，而且一打听，怎么是个香港公司，原来闹了半天，我们是被逼到香港去的，后来回去以后，就给了我们国内的生产许可证，虽然台数很少，比如一年给我们两千台，但毕竟就是说允许你在国内生产了。你要买元器件从哪买呢？你又没有进出口的批文等等，一个就是买走私品，一个就是买正规产品，就是不走私的，你发现什么，根本就没有不走私的。

　　陈伟鸿：那怎么办在那一刻，你怎么做抉择？

　　柳传志：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要是坚决做一个非常干净的公司，不走私，那公司就真的就别办了，我们再后来内部研究了半天，就决定画了五颗星，一颗星是一点不走私的，五颗星就是纯走私的。

　　陈伟鸿：中间有一些过度阶段。

　　柳传志：三颗星是什么呢？三颗星就是你买的是走私的东西，但是我的手续健全，发票所有东西证明我没走私，别人买走的，我不知道，后来我们就选择第三条路，三颗星，三颗星就是你利润上，你要把走私的那份谁爱干什么干什么，跟我无关，他们把那份利润拿走，我就是按这个钱买回来，我做我的电脑，我就赚这份钱，这个就比较安全，我们就是做的这样的事。这种事弄不好也会出娄子。

　　陈伟鸿：你可能都挑战了当时政策的一种底线，才能够完成联想最初成立或者说成长的这种梦想。

　　柳传志：其实，各位在座的朋友，是不是有做企业，或者MBA准备将来做企业的，其实都可以这么去想，实际上，当你把你的目标定下来以后，你要想想，实现你这个目标中间有没有死扣，就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事，或者是冒着红线以外的事，如果没有的话，在当时那种法制法规不明确的情况下，实际上确实是你可以通过各种迂回曲折的手段，是能达到目的的。

　　陈伟鸿：您在那儿碰到过什么麻烦吗？

　　柳传志：碰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当我们决定，我刚到香港先做AST(美国虹志电脑)的代理，当下决心要做生产的时候，我们是买了一个香港的小的有生产能力的公司，然后就准备要参加拉斯维加斯的展览，先参加一个汉诺威的展览。

　　陈伟鸿：工业展。

　　柳传志：在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要多少钱呢？大概要一百万美元，连买下这个公司，同时预备好生产的环节，当时北京联想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然后我就拿北京联想全体东西做抵押，再加上科学院帮我再去努点力，我借到了一百万美元，连自己的钱，借到了一百万美元，就把这一百万美元打给了香港的负责人，是个香港总经理，香港人吕谭平，到了大概就在6月2日、3日前后，我跟他开会协调了解情况的时候一问出事了。

　　陈伟鸿：出什么事了？

　　柳传志：就是离预定计划差远了，根本就赶不上汉诺威那个展览，在电话里边，我听对话，吕谭平的副总叫吴礼益，他们给我解释说，他们为了买一个便宜的波峰焊炉，因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波峰焊炉，花了多少多少时间，说了很多，顿时我就火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对这工作程序太不明白了，你比如说我五个环节，你每个环节就是70分，波峰焊炉差点你这东西就能出来，你波峰焊炉买的再便宜，再好，你100分，别的环节是20分，没做呢，你就完了，就是6月4号的第二天，到香港去，不要让他们任何人知道我来，不让他们接我，不要到机场，你知道为什么吗？

　　陈伟鸿：你怕走漏风声是吗？

　　柳传志：不是，没什么走漏风声的问题，因为这火气非发出来不可，你不说他们不知道厉害，你要在机场，你见了面，我跟你照样握手微笑，我不说，到第二天，全体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到那时候再跟他发火，再说，这不太象话。

　　陈伟鸿：这很奇怪。

　　柳传志：这人不挺阴吗，这算什么，如果在那发完火，第二天就没法发火了，没法发火教育不了员工，所以这话那天就甭见面，第二天就组织开了会，没几个董事，然后就是高层骨干的会，一共几十人开会，开会的时候，上去话茬就不善，我就说，主要就是讲你们知道我们做出这板子是为了参加汉诺威展览的，如果要是参加不上的话，现金流就断了，现金流断了这公司就完了，而这钱哪儿来的呢？一百万美元是我用国内的全体员工的辛苦劳动，再加担保和借贷来的，这一百万真没了，我就应该跳楼，我说现在我就是个跳楼的人，跳楼的人说话，所有人都得听，而且不能光听还不算，我得问你们问题，你们就得回答，你们就得以这种心情对待我，你想那气氛，现在大家听着像好听一样，当时那个气氛实际上是充满了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