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给我两本书《神话》、《孤独的大多数》，这都是2012的新作。后一本我已经读过，而且发生了强烈的身体反应。读着读着，里面有些章节会跳出来，抽掉我体内某些成分，使我恍然间泪流满面。我问他为什么？那样子一定冒着傻气，显得很不真实。他迟疑半秒，压低声音说：神性的气息。说这话时，他表情神秘，带点儿调皮意味，顷刻间便脱掉学者的外衣，而我，也立即归位为一名好事者，只想悉心地打听，这其中所发生的一切。

 

 

上古神话的建构

 

 

　　CHINA.PSY 周涵：《神话》？为什么会想到研究神话？有什么新发现吗？

 

　　朱大可：我很早就关注神话了。那时因为对上古语言学很感兴趣，慢慢发现，全世界上古神的名字发音都很像。比如所有水神的名字都是N打头，地神的名字是G打头，而所有日神都是S/H打头。怎么解释这种古怪的现象呢？那时没有来自生物学的支持，还无法取得更多证据。如今全球生物科学家都已经证实，人类来自于非洲，全球文明同源理论基本确立。随着这些证据的展开，我当初的猜想得到了更多的证实：中国的神话，并非独立起源，而是世界神话的一个分支。而且中国大多数上古神祇都来自异域。像女祸、伏羲、盘古、西王母，甚至黄帝，都有苏美尔和印度文明的原型。舜和希腊神话有很大关联，而“七仙女”传说，几乎就是希腊神话的翻版。

 

　　CHINA.PSY 周涵：这些发现，对现实生活有什么意义？尤其是上古时代，人们也许会觉得离现实太遥远。

 

　　朱大可：这会令人明白，中国文明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是融接世界文明的成果。那些将东西方文明极端对立，夸大中西差异的言谈，都是历史的偏见。我在20多年前就写过，老子思想的原型来自印度，二十年后，我的考据再次证明了这点。这将从更深层面解答“我从哪里来”的基本问题。了解过这些，你就可能放弃狭隘民族主义，转而把自己视为全人类的一个成员。很多人又这样的问题，平时思想似乎很独立，但一遇到国族冲突时，这种情结就出来了。

　　过去大家都说中国没有完整的神话，更没有系统的推源史诗，但据我考察，中国上古时期一定有过完整的第一代神话，但在春秋时代被各国诸侯所焚毁，成为一片空无的废墟。战国思想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 不得不从异域去借用神话原型，从而形成神话的异域色彩以及破碎的格局。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第二代神话碎片加以清理和整合，启动中国神话的全面重建。这种重建不仅能够有助于重建传统文化价值，也能给中国的出版、动漫和电影等文化产业，提供核心价值和原创故事，以改变神话被胡编乱造的现状。

 

　　CHINA.PSY 周涵：神话的重建，是文化重建的一部分吗？

 

　　朱大可：肯定是，而且是核心部分。现在面临全球性的神话需求，从最卖座的电影就可以看出，《指环王》、《阿凡达》、《哈利波特》。甚至我最不看好的《画皮》，都能在中国、博取高票房。

 

　　CHINA.PSY 周涵：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需要神话？

 

　　朱大可：源于人们对神性的渴求。现实关系中，人们被存在的限定性所纠缠。各种符号、身份、角色，责任、义务，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令人无法喘息。惟有神话，能够帮助人实现心灵最深处的释放。

 

　　CHINA.PSY 周涵：文化本体的修复，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你是怎么找到神话修复这条线索的？

 

　　朱大可：所有的文明，都是从神话和史诗开始的。中国没有神话和史诗，在某种程度上就失去文明的起源。这会带来深刻的身份焦虑。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其实非常没有说服力，而且越说就越显得自己在种族身份上的不自信。美利坚人民从来不说自己是华盛顿的儿女。在上古神谱中，炎帝和黄帝起初都是小神，而且黄帝的原型还是来自苏美尔的女神。但在西戎人（西亚人）东征的过程中，这些远方的游牧民族把他们的神祇带入中国，并且被本地的农耕民族所接受。黄帝神话的传播，本质上就是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的写照。

 

　　CHINA.PSY 周涵：关于神话的还原，这是件世界性事件。美国哲学家肯•韦尔伯提到过前人本和超人本概念，意味着对神话简单的还原，会导致前人本的谬误，也就是否认人类心智理性的发展，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不认为这些概念有多重要，它制造了过于复杂的论述，反而为我们的历史认知制造障碍。事实是，神话离我们很远，要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将神话的纯粹性和现代性相关联起来。我们必须懂得，上古神话跟当下生活没有冲突，因为神与人是互为镜像的。而且神话和神学已经遭到了剥离，旧的神学已死，但神话仍然存在，并且以各种面目得到再生，如科技神话、知识分子神话、偶像神话、以及小说家制造的武侠神话。即使我们不重建上古神话，这个神谱也会一直延续下去。我们要做的，只是对抗功利理性对神话纯粹性的消解而已。

 

 

左手清理，右手重建

 

 

　　CHINA.PSY 周涵：比起“新文化运动”，如今的文化现场可能更纷乱、更复杂，是这样吗？

 

　　朱大可：确实如此。新文化运动相对单纯，道统比较清晰，看起来只有两大阵营——儒家为体的中国文化和德赛代表的西方文化。而现在的文化现场则更破碎，更复杂，而且没有一样东西，是被真正继承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原来被视为一统的西方文化，发生诸多变化和分裂，出现了共产主义、现代科技、资讯资本主义等等，如此众多的事物，都在一百年内纷呈涌现，令人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来自民众的压力。如今民众拥有更多话语权，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这一方面促进知识分子思考，另一方面也在干扰和消解这种思考，它令知识分子面临很大的困惑。这都是文化所面临的复杂境遇。

 

　　CHINA.PSY 周涵：你是如何面对这种压力的？

 

　　朱大可：这是一种两重性的现实。你既要保持独立，要跟外部世界保持距离，但这个距离又不能太远。这个度很重要。完全躲起来成为象牙塔是可笑的。我回国前和回国后的文字很不一样，回国前的文章很多人说看不懂，回国后考虑到思想要传播，转而使用一个更加易于传播的语体。有人说我的文字很“性感”，对了，这其实就是在说你的文字比较好接受，有一种可直接触摸的质感。

 

　　CHINA.PSY 周涵：我这就有两本书《眼与耳的盛宴》，有个热闹的名字，却是本孤独的书，里面都是孤独思考的痕迹；《孤独的大多数》有个孤独的名字，却是本热闹的书，之间的分野其实是很明显的，前面一本应该是你出国前写的。是什么促使你走出象牙塔？

 

　　朱大可：这和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有关，那时我做传媒，是几家报纸的主编。有段时间是《亚洲周刊》驻南太地区的特约记者，这本新闻周刊在风格上是《时代周刊》的亚洲版。我做了五、六年，学会用讲故事的方式去写深度新闻报道。我可以一边写这种新闻稿，一边写纯文学的象牙塔文字、，这情形就像是一边开着热水，一边又开着冷水。后来写着写着就发现，何必要坚持极烫或极冷的状态呢？两种调和起来，成为温水，不是令阅读更加舒适吗？这就是“温开水写作”。（他指了指《孤独的大多数》，露出并不太满意的表情。）

 

　　CHINA.PSY 周涵：刚才提到文化现场的复杂、纷乱，民众对知识话语的消解，加之文化制度的缺如使文化批评的收效甚微，这明显就是“吃力不讨好”，你为何还一直坚守阵地，而且还专门成立国内首家“文化批评研究所”公开叫板，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朱大可：这种活儿总得要有人去做。“文化批评研究所”确实在国内是首家。它是2005年成立的。同济大学直接聘我为教授，担任这个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所里连我在内，只有四个成员，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赞助，基本上是个半空的架子，但效果还是有，这个领域被我们建构起来了，“文化批评”这个词，经过我们使用之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被社会公认的学科。而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和文体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事务。既然中国需要它，我想我们会长期把这项工作做下去。

 

　　CHINA.PSY 周涵：批评和愤怒，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有人说你是愤青吗？

 

　　朱大可：你说的这种是批判，是狭义的批评。广义的批评其实是阐释的意思。我们进行的是广义的文化批评，是对文化的阐释。当然我们也做狭义的批判和否定。不是有人说我是老愤青嘛。不错，愤怒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但它必须经过理性的包裹和转化才好，而不是直接的情感宣泄。不过我倒是更喜欢用“杀气”这个词。我经常对研究生说，如果没有必要的杀气，你还是不要做文化批评的好。

 

　　CHINA.PSY 周涵：比起文化现场的清理，文化本体的修复可能更艰难，也更重要？

 

　　朱大可：两者都重要。一个左手一个右手，相辅相成，不能绝然分开。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神话重建过程，它首先是一种清理，也就是清理掉被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篡改的垃圾；而在进行现场清理时，必然要展开新的建构，也就是告诉读者，什么才是对的。

 

 

憩居于文字的核心

 

 

　　CHINA.PSY 周涵：谈一谈你和文化产生深刻联结的经历？

 

　　朱大可：这个应该从认字就开始了，甚至更早。我5、6背唐诗，7岁弹钢琴。8、9岁读长篇小说，这些都很平常的程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的真正受益，是在文革后期，也就是中学时代，有机会把大多数中国和西方古典文学作品都读了，甚至还听了许多西方古典音乐作品。文革后期，那些没有被销毁的宝贝书和黑胶唱片，开始在小圈子里流传，成为我们最大的生命狂欢。那时我们有自己的读书小组，还有一个音乐圈子，汇集徐汇区的一堆音乐才子。那时夜晚电力不足，灯光昏暗，又时常断电，不得不点着蜡烛读书和讨论，那种场景，有点像电影《死亡诗社》的感觉，只不过他们有自己的导师，而我们却只能在黑暗中自我摸索。

 

　　CHINA.PSY 周涵：有开悟过吗？

 

　　朱大可：当然有。而且很多。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一直有个当音乐家的梦想，而这梦想的原型就是约翰，书中的这个形象天才、狂放、孤傲，几乎成为我的一个标本；另外在语言上，我也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是文化批评的鼻祖。他的文化/政治批评，具有伟大的开创性意义。当然，我也受过鲁迅的影响。有人说我像鲁迅，很多人说。这很正常，我是吸着鲁迅的奶长大的。后来我学会反思之后，这两位杰出的先师，都成了我反思的对象。

 

　　CHINA.PSY 周涵：那天下午，我读你的《眼与耳的盛宴》，里面盛载着一个梦境。那些字句看上去其实没什么，但我读着读着，眼泪爬满我的脸，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一篇思想性的文章！它不是让人激动，而是让你莫名其妙地眼泪横飞，甚至无法分辨发生了什么！

 

　　朱大可：这一点都不奇怪。很多东西都有这样的效应。比如古琴。1992年，我和一个作曲家在丹阳写作，那时没空调，深冬季节，零下七八度，冷得要死，灵感都枯竭了，于是作曲家打电话叫他的朋友来演奏古琴，他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谈古琴的陈雷激，当时他还是年轻人，带着法国老婆和刚满两岁的孩子，坐着火车就来了。进了招待所，把琴放在床上，先弹了一曲简本的广陵散，在场的两位写诗的文青，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自己也泪流满面。事后大家都很纳闷，“广陵散”不写悲情，而是宇宙大音，风格旷达悠远，怎么催人泪下呢？我想这就是大音的能量。生命被完全打开了，如果这东西有内在的力量，任何人都会被击中。有不少朋友说，读《孤独的大多数》时哭了。我想这是因为我用生命在写的缘故。你没法将每个句子分开，你不能去解剖它。写这样的东西，其实很消耗生命，我以前的文章，都是在封闭的情况下写成的。写《逃亡与皈依》时，我坐在沙发上，拿着一个笔记本，想一段，写一段，写出十万字，然后又把它们逐一删除，最后只剩下了两万字。

 

　　CHINA.PSY 周涵：文化本体的修复和自我本体的修复其实是同构的，你赞成吗？能否分享你的自我修复经验？

 

　　朱大可：应该是同构的。我的修复和写作密不可分。你可以将它看成职业和目标。但对于我来说，更重视这一过程。生命就蕴藏于这过程中。比如说，这本书写一半断掉了，我的生命就断掉了。或者说生命断掉了，我的书就断掉了，虽然只是半本，但也是很好的成果，这就够了。我的书写和生命互为文本，互相依存。它和我的经验，我的情感密不可分。很多做学问者，它们是分开的，没有生命经验，只是一种知识体系，是理性和感物的分离。但对我来说不一样，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也是写作的部分。人说“五十知天命”，我觉得我四十岁就知天命了。我对死亡毫无恐惧，觉得自己每秒都可以死去。

 

　　CHINA.PSY 周涵：你的天命是什么？

 

　　朱大可：观察这个世界，并表达出我的看法。

 

　　CHINA.PSY 周涵：观察这个世界，需要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

 

　　朱大可：敏锐，敏感。我高中时就开始了。那时我和一个音乐家朋友，整晚地游荡在街头，观察树梢中的暗影，听楼上传出的肖邦的琴音，每天都弄到早晨才回家睡觉，像两个神经病一样，完全被夜的神秘所捕获。那时我已经开始了一场审美的冒险。

 

　　CHINA.PSY 周涵：审美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很常见，比如说“爱着遥远的人类，却不爱眼前的人们”，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过这种时候吗，是如何面对的？

 

　　朱大可：这很正常，因为精神的洁癖。遥远的人类很干净，现实的人群很肮脏。当他无法面对时，就会陷入绝望。很多知识分子不就这样自我毁灭的吗？我也是人格分裂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人的要求会很低。一般人看我，觉得我挺随和的。但一旦进入文化领域，我就有洁癖了。我会变得苛刻起来。日常的我和写作中的我，其实是两个人。

 

　　CHINA.PSY 周涵：多重人格？你有多少个我呢？

 

　　朱大可：大概有很多吧，但可以简化成两个。生活的和写作的。在现有文化格局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做到人格统一。我也是如此。我们从小学会了说谎，那时双重人格就已经出现，一套是呈现给老师和家长的，一套是留给自己的。但我后来开始明白，我其实只有一个内在的人格核心，其它所有的面具人格，都是为了保护它而存在的。在这个核心里，我要捍卫它的纯粹性和清洁度。

 

　　CHINA.PSY 周涵：这个核心就是写作吗？在这个核心处，你觉得什么最能温暖和支持到你？很显然，外在的支持体系很有限，甚至更多的是破坏作用。

 

　　朱大可：信仰。我是一个普世宗教论者。我笃信基督精神，也坚信佛陀的智慧。这些都是我的精神资源。我从不去教堂听道，也不去寺庙拜佛。但我时常阅读《圣经》和各种宗教经典。我非常喜欢《金刚经》，它关于大相无形的辩证阐述，具有无可争辩的力量，但它是否也在暗示：最深刻的本原，需要最好的“相”去呈现？所以我对文字一直有洁癖。我渴望最好的相。

 

　　CHINA.PSY 周涵：但追求词语（相）的本身，是否又会被词语所限制？你曾多次提到“墙”、“栅栏”这些意象，你最大的“墙”又是什么？

 

　　朱大可：这是肯定的。我的文字有属于自己的风格，而这风格本身就牢笼。在我创造它的同时被它锁起来。我就是我自己的囚徒。但我会比别人稍稍自由一些。我掌握了一些词语的秘密，同时也开辟了它暗藏的路径。当我写作时，这些词语都是小构件，可以听命于我的召唤。这过程是富有快感的，仿佛是一种语词的游戏。

　　我最大的“墙”是什么？（他很认真地思索着）。最大的墙还是自己。超越自己。什么样的超越？怎么说呢，在《神话》跋中我写过“我的书写，在30-40岁有着最良好的状态，此后便是一个缓慢的衰退和下降过程。我跟一个不可阻挡的法则发生了对撞，我唯一能做的是减缓这种衰退的进度”。

　　我的语感不如最好的时候。当时没有互联网，很干净很纯粹，像《话语的闪电》（《聒噪的时代》）。而到了互联网时代，虽然我有防火墙，但还是被部分地渗透了。我的防火墙做得不够结实，这可能就是个人文字的大限，但也可能是顺应时代的结果。无论如何，我内心都有种丧失感，我跌落在一个你根本无法操控的时代。

 

　　CHINA.PSY 周涵：如果能穿越时空，你最想穿到哪里？

 

　　朱大可：空间上最想回到英国一个叫CANDLE的小镇，到那里旅游时，我就有回家的感觉。如果无法穿越空间，我更愿意回到中国的宋朝。我喜欢那个自由的朝代。

 

　　CHINA.PSY 周涵：生活中有否什么怪癖？

 

　　朱大可：怪癖谈不上，但有很多幼稚的地方。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去银行转帐，填单子时一个字错了就得重填。我一连填了六张，银行的人都看傻了，一般三次已经很稀奇了，而我填了六次！最后又尝试了一次，以为对了，结果还是错了。再也没有勇气填下去，我只好逃走了。明天大概还得再去试一下。生活中这种事很多，我很头疼。在这种白痴生活里，我时常感到很沮丧。我是我自己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