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场舞饱受非议，一些人因在公共场合大放音响与附近居民形成矛盾。近日，温州新国光大厦业主自费26万购买高音炮与广场舞大妈的高分贝音乐对抗事件告一段落，前日该高音炮已被拆除。
昨日，新国光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建聪说，小区居民与广场舞者的矛盾已经出现了五六年。广场舞也从最初的每天早上一小时健身演变成“从早跳到晚”，住户中有人做海鲜生意，夜里经营，凌晨五点才回来睡。刚睡下，六点多跳舞的人就来放音乐了。住户和广场舞成员的矛盾逐渐升级，并曾发生过多次冲突与摩擦。
在温州市，此前也进行过解决问题的探索。今年1月下旬，由温州市政府牵头各方签订了《广场文化活动公约》。“公约”从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方面对广场文化活动进行了限制。
温州市鹿城区宣传部文化科科长柯胡斌介绍，由于公约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很“脆弱”。“任何一方毁约，并不能制约。”此外，法律缺少相关细化的规定，执法者无法可依。加之“因取证之后成本比较高、程序繁琐、惩处力度较弱”等一系列原因，在对广场舞噪音的治理上，对于全国各地都是一个难题。
作为补救，昨日鹿城宣传部工作人员李女士表示，公安等部门将联合在广场舞噪音重点区域展开巡察，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9点半，每隔20分钟或半个小时巡逻一次。
而同时，温州也在举办着“广场舞大赛”。据《温州日报》去年报道，当地相关部门曾联合主办温州市首届老年广场舞大赛，比赛将历时一年，到今年下半年进行决赛。昨日，多位温州广场舞的参与者均表示为此而加紧训练。
■ 对话
业主：噪音没了就把高音炮送人
对话对象：新国光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建聪
新京报：当地广场舞噪音的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吴建聪：有几年了，而且是长时间噪音干扰。我们并不是反对广场舞，也不呼吁禁止，只是国家有标准的要执行，我们住户正常休息的权利应该被保障。
新京报：什么时候买的高音炮？你们怎么分担？
吴建聪：去年10月份买的，但买过来后就放着没动。之前有个别受影响较大的住户提出用高音炮对付广场舞音乐这个想法，买设备也是他们牵头去做。业委会不支持也不反对。设备钱是牵头业主先垫付的，共花多少钱，怎样分担，现在还没结算。
新京报：有报道说，这个机器花费了20多万。
吴建聪：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调试时我也听到了。至于录音里关于法律法规的宣传内容，我们普通话不好，所以还找专人去录制，这就花了3000块钱呢。
新京报：当地政府为让你们拆除高音炮，做了哪些工作？
吴建聪：政府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相信政府，政府会处理。作为公民，我们希望相关执法部门有作为，希望政府重视，让大家放心。我们相信政府，相信他们会协调好，也会通过相关执法部门，去做这事。双方都协调好了，大家都没意见，这才是目的。
新京报：高音炮被拆除了，接下来怎么用？
吴建聪：这个音箱接下来如果用不上，那才是最好的情况。买这东西，我们业委会也很无奈，这不是好办法。有人建议如果政府治理好了，我们可以把这套设施赠送给有需要的部门，反正我们也没什么用，业委会可以把钱补偿给业主。
新京报：浙江省委领导批评当地不作为，你怎么看？
吴建聪：不太清楚，我作为主任只是兼职，对这事没关注。不过，政府确实应该真正落实，采取一些操作性的措施，比如把音量控制在法定范围以内。
新京报：近期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整治手段，你认为能不能解决问题？
吴建聪：昨天（4月2日），广场和业主、社会监督员、相关政府部门，都坐下来协商这事，包括明确通过哪些手段、改进哪些设施、区域如何划分和怎样加强执法力度等。如果管理落实到位，我相信广场舞噪音问题能解决。
新京报：此次事件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吴建聪：广场舞噪音，我们劝阻过，沟通过，也投诉过，但最后得不到处理。法律不完善不健全，执法部门也没有明确说法，相关部门操作起来也比较难。但困难再大，政府也应该想办法，解决实质性问题。老是不解决的话，政府的成本也更高。这次区里市里重视了，是个好事情。
广场舞者：不让老人跳舞怎么行？
对话对象：鹿城区健身舞协会主席潘永钗（平时在松台广场跳舞）
新京报：松台广场平时有多少人跳舞？
潘永钗：人非常多，包括广场舞队、唱歌队、交谊舞队和健美操等，大约有20个队，早上有打拳的，下午有唱歌的，晚上有跳舞的。广场跳舞的队伍有6个组，总共500多人，我所在的组就有230多人，叫“健康乐园”，是1988年从上海过来的，有27年了。
新京报：以前因为噪音问题和业主出现过摩擦吗？有沟通吗？
潘永钗：广场队伍和小区居民一直有摩擦。我听说，唱歌队曾经因为噪音还和业主打起来了。最近跳交谊舞的越来越多，交谊舞音乐的音量比较大，而且是向上扩散，导致高层的业主受不了。我们跳舞的时候，很多业主会过来说声音太大了，我们就会立刻调小点。
新京报：今年1月份，你们和区相关部门签订了《鹿城广场文化活动公约》，《公约》签订后，有人过来监督过吗？
潘永钗：政府工作人员专门过来检查过，他们会拿分贝仪过来测一下，一看我们低于80分贝就没事了。可也就是在《公约》签订后一周这样做过，之后也就再没人来了。现在这事出来后，这几天又有戴着徽章的工作人员来检查，天天来。
新京报：现在业主们已拆除了高音炮，你们怎么进一步解决和业主的矛盾？
潘永钗：4月2日下午，我们和业主们谈判，业主们认识到不能“以噪制噪”，并且也向我们道歉了。我们也控制了跳广场舞的时间和音量，时间是早上7点至晚上9点中的一个半至两小时，音量控制在85分贝以下。毕竟松台广场是活动区，不让老年人跳舞怎么能行呢？
新京报：你认为以后广场舞朋友们的噪音能控制多久？
潘永钗：我们这边主要是人太多，不过我们跳舞的还好，倒是唱歌的、跳交谊舞的，大家都要一起遵守，以后大家要多监督，我们以后也会尽量控制好的。
官方：一家治不了噪音就多部门合作
对话对象：温州市鹿城区宣传部文化科科长柯胡斌
新京报：温州市曾在1月出台了广场舞噪音的文明公约，坚持了多久？
柯胡斌：我们曾通过签订文明公约，让民间就控制噪音达成口头上一致。政府再通过宣传形成文明守约的氛围。
这个公约出来后，大家都很关注，这是以前没有的。我们当时想说不定能走出来一条好路子来。最初整治效果也比较明显。民间有了意识，也有了标准和方向。
但是公约的效力很弱，持续时间很短。两个月下来，我们发现预想和实际有了距离。公约还是比较脆弱，一旦一方违约，并没有硬性法规去惩罚。
我们在后续跟进中慢了一点。在解决广场舞噪音的过程中，业主和跳舞的都有一些过激行为，个别人有一些挑衅行为。
新京报：近期整治行动准备坚持多久？
柯胡斌：这次整治持续时间要看成效，再决定时间长短。
我们打算对重点区域、对大公园，如松台广场和马鞍石公园设立警务室，对违约扰民的以及不文明的现象，一旦有人举报，几分钟就可以到现场处理。我们将再建立一个查处监察系统，对不文明情况，号召群众曝光，再对此查处。
新京报：在广场舞噪音防治执法中有哪些难点？
柯胡斌：在全国，广场舞噪音扰民都是一个管理难题。截至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例因广场舞噪音扰民查处立案的先例。
我们分析研究案例后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治理广场舞噪音难操作。一些职能部门比如公安、环保、城管如何及时查处妥善解决，都比较难。比如公安部门对此有定性但没定量；对环保部门，噪音取证程序难操作，对室外开放式的噪音界定比较难。比如一个广场上有那么多团队，哪个团体超标？
新京报：执法中出现舞队“打游击”情况怎么办？
柯胡斌：取证很困难。我们的执法人员到后，有些团体就把声音关小了。我们一走，人家就把声音放大了。所以我们希望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大家群策群力，看看该出台什么东西。我们也广发英雄帖，呼吁大家建言献策。这两天我们已收到全国近一百条的好建议。我们有信心能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问题多。
新京报：有什么执法建议或意见？
柯胡斌：从法律角度看，比较难操作。因此我们的想法是，一定要整合。一家做不了，就多个部门合作。
此外，行政上执行比较难，是因为取证之后成本比较高，而且程序繁琐，惩处力度比较弱。因此，在执法手段之外，我们想通过曝光，来加强广场舞团队的违规成本。
宣传引导也非常重要。如果整个舆论中，大家都文明守约，个别被曝光的会很难为情；如果大部分人不守规矩，一小部分人好，那么这一小部分人也可能会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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