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辽宁，铁岭。一条近10公里的马路横穿肥沃的黑土地，连通城市的老城和新城——这边尘土飞扬鼎沸热闹，那边空旷明净人烟稀少——这是中国许多中等大小工业城市的典型格局，寓意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这座由农业大市发展起来的东北新兴工业城市，正在失去生机。在铁岭市发改委工作的李冰每天都要乘半个时的公交车在老城和新城间往返，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噪杂，但城市陡然安静下来，一些工厂开始停工，建筑工地抛荒停摆。

    已经冷却两年之久的房地产市场曾经对铁岭这样的工业城市造成一些困扰，而现在，困局才真正出现。工业效益的滑落进一步打击了这些城市——尤其是在能源、钢铁领域，过去十年里，中国高速的投资、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能源以及钢铁等大宗工业原料的旺盛需求，让这些GDP、财政收入增速几乎跑步前进的城市一帆风顺走了过来。

    但是，紧日子来了。依靠煤炭，建在沙漠上的城市，榆林，过去是中国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城市，当地发改委的监测说，如今这里的煤矿停产比例超过了三成，各种围绕煤炭而来的载能产业、化工产业也出现了大面积亏损，人们的消费意愿开始明显下降，星级酒店的收入尚不足去年同期五成。

    另一个典型的资源性城市鄂尔多斯，则将今年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定为6%，在鄂尔多斯近10年的发展历史上，个位数的增长目标还是首次出现。即便如此，当地的官员还是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抑或持平，仍然有不小的压力。”

    从东到西，由南到北，从传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到新兴的陕甘宁蒙能源金三角地区，类似的场景，几乎同时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出现——它们的困局是一致的：由于整体市场产能过剩，支柱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空载或亏损运行，进而致使政府财政欠收、投资延缓、消费低迷。

    根据官方数据，全国相当多地区的财政收入目标未达到年度预期，其中内蒙古、陕西、河南、辽宁等地均表现明显。

    紧日子看不到头，榆林市的官员说，根本看不到任何逆势增长的个案。他用几个“非常”来形容目前的局面：形势“非常困难”，各项进度，包括投资、增长、财政收入等，“非常不理想”。

    问题是，财力开始萎缩的地方政府怎样引导城市走出当下的困局?他们的做法不尽一致，这其中，哪些是“已然”，哪些又是“应然”?

    对市级政府而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仍然是首要问题。

    尽管谈判并不容易，鄂尔多斯依然准备向央企征收更多的税费，这背后央企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复杂而微妙：政府既欢迎这些企业，又对它们一直因总部纳税而流失的税源愤愤不平。从去年开始，鄂尔多斯增多了这些央企的协商谈判，争取这些央企把分公司变为子公司，设立独立的法人机构，这样就可以把税收留在当地。

    榆林则在非税收入和非煤炭行业上做文章，希望以“小局”补“大局”，以“其他行业”补亏损较重的“煤炭行业”。通过这些办法，它们的财政收入可以做到与去年持平，甚至稍增一点，尽管依然完不成预定的目标。

    有些支出的增长是刚性的。榆林市的官员说，涉及到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支出，“不应该减少，也不可能减少”，一部分学校、医院等在建的公共设施，也不可能停下来变成烂尾楼。

    有些支出是可以削减或者暂缓的。前者比如说三公经费，至于后者，一些新区建设、道路建设等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率先停了下来。到目前，榆林的7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大部分没有实质开工，今年前5个月完成的投资，仅占年底计划的2%。

    为了保增长，当然还有更有意义的事需要去做。

    榆林市的官员说，“政府绝不能让企业倒下来，要和企业站在一起”，今年4月底，他们出台了推动煤矿复产、能源产能释放、实行用电奖励、贷款贴息、促销奖励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希望通过政府的支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他们说，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要“放水养鱼”，绝不能竭泽而渔。他们的做法另有深意：现在这个时候，企业生产虽然困难，但企业进行转型，做技术改造，成本都比较低，政府有限的财力，可以通过财政杠杆引导企业向能源化工、载能产品等下游行业发展。

    鄂尔多斯也想办法对煤炭企业减负，实行临时性的减免税费政策——减得主要是费。在鄂尔多斯当地，针对煤炭，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收费项目，诸如国土部门征收的水土流失费、教育部门的教育费附加等等。现在，除了安监部门收取的吨煤3元的费用，其他费用一律取消。

    铁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而且可能越走越远。当地的官员觉得政府能对工业企业所做的帮助，作用有限，他们寄期望于加快建设铁岭新城、推进城镇化进程，通过土地经营来快速推动经济增长——尽管现在的新城看起来已经像一座空城。

    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城镇化飞快推进、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十年，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行业争议、社会问题、资本运作、风险预判，错综复杂一言难尽。

    但很多人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十年也是中国有史以来重工业革命性的十年——改革开放率先发展了以出口加工带动的轻工业，而对资金、资源空前密集型的重工业，它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对一座城市从宏观到微观的各层面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少经验。

    在过去，这些城市已经习惯了这种大规模、大项目投资、产出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经济红利。现在，城市的执政者需要重新打量、调整这种习惯，他们需要用新的智慧突破眼前的困局，做出新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