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西藏第三产业的超高速发展并不能说明西藏经济的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因为它不是产业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源于政策和投资的强力拉动，特别是中央财政直接补贴，表现为服务于消费的粗放经营特征，难以形成带动作用。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1978年西藏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50.7：27.7：21.6；1992年三次产业结构为50.8：13.7：36.8，第一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开始首次低于50%；2001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7.0：23.0：50.1，第三产业比重开始首次高于50%，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的省份，并在以后的年份之中一直保持“三一二”态势。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3.4：32.3：54.3。如果从绝对量来看，西藏第一产业并不大，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如果不考虑价格上涨因素，197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37亿元，2010年为68.13亿元，增长20倍；1978年第二产业1.84亿元，2010年163.92亿元，增长89倍；1978年第三产业1.44亿元，2010年275.41亿元，增长191倍。西藏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绝对量增长迅速。从1978年到2010年，西藏产业结构的变化以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减少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增加为主轴，同时第二产业也保持上升态势，如图1。
 

    然而，西藏第三产业发展，其中大规模政府财政投入推动是重要原因，而且传统行业占了绝大部分，其中以旅游业为主导。由于旅游公司及其服务提供者大部分来自外省市，旅游业收入对于提高本地居民收入的作用与意义并不大。西藏许多快速发展的行业大多数具有与旅游业相同的特征。近年来西藏第三产业的超高速发展并不能说明西藏经济的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因为它不是产业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源于政策和投资的强力拉动，特别是中央财政直接补贴，表现为服务于消费的粗放经营特征，难以形成带动作用。

    如果我们从产业结构效益来看，西藏产业结构效益还是不高的。产业结构效益提高可以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表示。从西藏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来看，如表1，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低于0.5；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却高于2.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也高于1.5。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其产业偏离度，可以发现，西藏目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的现象，就业结构未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相应变化。西藏的产业偏离度保持在80%左右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普遍认可20-30%可接受水平。这种情况表明，仍旧有较多的人在从事产值较少的经济活动，较少的人从事产值较多的经济活动，西藏的产业发展并没有带动就业发展，西藏许多行业发展并没有给西藏居民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也没有把原本从事农牧业的居民转移出来，实现就业结构的根本变化，并对社会结构变化造成影响。

    西藏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过高，同时西藏的就业没有出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转移现象，这种情况表明，西藏产业发展一直具有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并形成两套经济系统：传统经济与现代化支援性经济。传统经济以西藏居民以农牧民为主，以从事农牧业为生，并受到现代化支持性经济的挤压；现代化支援性经济以中央政府与藏区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以财政支持为后盾，如旅游业、工矿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已经具有同全国相同的发展水平，并通过全国省市的援藏政策与全国其他地区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二元化特征也直接影响到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形成。

    从产业关联角度来讲，表1的数据表明，由于经济二元化特征，目前西藏的各地区之间产业关联度很小。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这制约了西藏地区产业进行合理化延伸发展与产业链条拉长。其次，目前西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这不利于西藏地区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合理流动。由于中央及各省市对西藏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西藏产业结构的外生性较明显。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是产业结构效益较为低下，其产业结构远未达到合理化程度，也表明了其资源利用的无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援藏政策使得西藏的产业结构外生性较为明显，产业结构基于本地资源禀赋进行发展的特征还较弱。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明显的受到外力牵引的特征，因而导致其变化特征并不能说明西藏经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从西藏目前产业之间的协作来看，西藏产业各部门的社会化分工尚不合理，专业化协作水平较低、关联效应较差，内部结构不甚合理，因而产业结构效益低，如表2。西藏地区的产业内生性较低，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因此，长期援藏政策使得西藏产业结构与地方的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呈现脱节现象。中央的财政支持、建设项目支持、追赶型经济发展使西藏地区的产业结构亟需在内生性方面加快发展，需要在产业结构上进行适应性调整，发展根据地方要素禀赋与资源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