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周边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大力发展博彩业，也给澳门博彩业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和现实的竞争。博彩业超速发展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膨胀，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和强烈批评。
这个高风险且具有投机性质的特殊行业，在缺乏配套产业的情况下，吸纳吞噬了澳门大量资金和人才，使澳门经济发生扭曲，并极有可能陷入脆弱的危险境地。
亚洲国际博彩展(G2E Asia)前瞻报告显示，48%的专家认为，澳门博彩企业实现收入渠道多元化“极为重要”，35%的专家认为“颇为重要”，几乎没有专家认为澳门单靠博彩业就可以持续繁荣。
“毫无疑问，澳门经济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未来。”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博导、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郝雨凡对记者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要求澳门在经济上进行适度多元化发展，澳门政府也在积极进行多元发展。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早在2001年的施政报告中就提出，“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 以服务业为主体，带动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之后也多次强调要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2006年开始，澳门政府明确提出以会展业为主业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针也被纳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中。
但是，对于多元发展的急迫性，澳门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澳门九九学社副主席、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秘书长陈炳强认为，澳门旅游博彩业成为澳门的经济龙头，是在市场机制下，各产业自然调节的结果，所以用不着刻意改变这一发展态势。
在其看来，在奉行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任何政府都不应该试图直接以行政指令改变产业结构比例，而最多只能制定法律、法规，并透过宏观产业政策去引导产业的更好发展。此外，更不应该以政府行为代替企业投资者的行为。所以，到头来哪一种产业在当地的发展速度最快，哪一种产业最能吸引企业投资者愿意投资和发展，亦最终只能服膺市场机制，尊重产业自然调节的结果。
陈炳强因此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博彩业在内的整体旅游业都是澳门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行业则只能处于次要位置，甚至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是经济中的“绿叶”。“绿叶”有绿叶的价值，不是不重要，但主次地位一定要分清楚。
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监事陈秉松也认为，澳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旅游博彩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才会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带动其他的产业、行业一起发展。
2002年，澳门政府开放赌权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美国在发展会展服务、休闲度假等博彩旅游产业的成熟经验，为博彩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带动澳门经济向多元化发展。但郝雨凡认为，从目前来看，“澳门博彩产业单一化现象依然空前加剧，多元经济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但无论如何，在澳门官方看来，澳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日渐迫切。从居安思危、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角度来看，切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则是澳门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涵。
5. “亚洲首富”的两重图景
在澳门岛新马路旁边的一个小巷内，祖籍江门的王球利正在紧张地为客人们准备早餐，他的摊位就设在这个两米宽的巷子里，做饭的炉火就放置在巷口，一块雨棚可以让他在下雨天也可以照常出摊。身为已经在澳门生活工作了将近20年的新移民，王球利非常乐观、勤奋，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苦恼——儿子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但澳门稍微好点的房价已经涨到了三四千澳门元每尺(大约两万到三万每平方米)，对于工资只有一万多澳门元的儿子来说，想买一套千尺大屋，还是非常吃力的。
事实上，这是很多澳门人的苦恼。
尽管与内地众多城市相比，澳门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与人均GDP“亚洲首富”的地位相比，澳门人还是认为自己享受的生活品质尚有非常大的差距。
澳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2005年和 2007年组织了两次“澳门居民综合生活素质调查”，“认同社会上存在收入差距问题”的人数，从80%上升到了95%；认同此问题“严重及很严重”的人数从62%上升到了74%。此外，2000年-2003年，澳门的通货膨胀为负数，此后逐年上升，社会财富总体分配与共享，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部分居民更因物价水平连年上升，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反而下降。
贫富差距成为澳门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回归后，澳门基尼系数持续上升，从1999年的0.43上升到2006年的0.48，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发布的调查显示，2007年，澳门人均GDP首度超越香港，但以家庭最终消费相比，澳门仅及香港的54%。
“澳门特区经济表面繁荣之下，财富分配却‘极不平等’”。澳门立法会直选议员吴国昌指出。
澳门人均GDP从1999年的13000美元，激增到2011年的64000美元(增加4倍以上)；但澳门居民人均月收入却只是从1999年的4900澳门元，略增至2011年的9600澳门元(增幅不足一倍)。
吴国昌发现，澳门低收入者在日益提高的生活成本下，处境更为难堪。原本在工业社会有稳定工作机会、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人，在分配不平等的后工业社会沦为缺乏稳定工作机会的边缘劳工，且在外劳与黑工竞争下被压低就业条件。
现在看来，前两届特区政府在高效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留下了长期忽视民生建设的后遗症，医疗、社保、房屋、工资收入、财富分配等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集中在一起。这些问题，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澳门取得的那些光鲜的成就。
在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调查中，澳门居民对于整体社会生活素质的评分均是3.18分(5分制)。在2009-2010施政年度，有42.82%的澳门居民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施政表示“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不满意程度超过了其他六个范畴。
回归后第二任行政长官崔世安施政一周年时的民调显示，楼价问题是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78.73%的居民认为“调控楼市，压低楼价”是澳门政府当前应着重处理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澳门居民每天真切感受着的澳门只是在原地踏步。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智毅对本报记者指出，面临目前高速通胀和房地产价格高企的形势，澳门的“中产阶层”也倍感压力。
崔世安在2011年施政报告中表示：“由于房价、物价持续上升，对中产阶层也造成负担。在关注弱势社群的同时，特区政府亦关心中产阶层所面对的问题”。
为了缓解民生压力，促进社会和谐，改善居民生活素质，崔世安政府采取了现金分享、税务减免、修建经屋、规范市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建医疗设施、医疗辅助计划等措施。
2000年后，澳门政府几乎每年都推出一些纾困措施，如面对全体居民的“现金分享计划”。2012年，更是推出了澳门永久居民每人都可以获得8000澳门元的现金，非永久澳门居民可获得4000左右的澳门元的政策。对于那些依靠政府救济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家庭来说，这笔现金可以解决他们的一时之困。
但是，很多澳门人认为，对于澳门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来说，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通胀。同时，对于澳门未来的发展方向，民众与政府也开始出现分歧。
6. 陷入两难的发展决策
过去10年，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经济的支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博彩业依然将是澳门经济的支柱。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政府明确的提出，澳门要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建设成为葡语国家商贸交流合作的服务平台；澳门政府给澳门的定位也是“世界级的博彩旅游城市”。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希望将博彩、旅游业继续做大做强。
2012年，澳门政府计划在距离澳门观光塔附近的西湾湖建设一个夜市，为游客们提供餐饮服务，让游客们来到澳门有赌场可以去，有夜市吃东西。从吸引游客的角度看，这种规划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此计划刚出台便遭到了广大澳门居民的强烈反对，最终西湾湖夜市规划被终止。
“这是澳门数年来积累的怨气的总爆发——多年来，很多澳门人觉得，政府为了吸引更多游客牺牲了很多澳门人的利益。”澳门问题的观察者、澳门本土著名青年学者李展鹏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在香港中文大学读MBA的经历，让李有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视野。
李展鹏指出，每年涌入澳门的数千万游客觉得是在为澳门做贡献，自己花了钱理应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服务；但很多澳门人认为，游客们挤占了自己的空间、在与他们争抢本来就不丰富的资源。
事实上，由于游客日益增多，澳门地域过于狭小，以及配套服务尚没有跟上，澳门的社会承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出现了大都市普遍出现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等。现在澳门有一千多台的士，而每天涌入澳门游客多达7万，这导致无论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都会遭遇打车困难。
澳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组织的那次调查中，在“最希望澳门发展的方面”这个问题上，只有14.4%的被调查人希望“澳门成为世界级的博彩旅游城市”，高达46%的人希望澳门成为“适宜居住、工作及快乐生活的城市”。
但澳门旅游局2012年的一份文件中，表达了继续吸纳更多游客、提升旅游经济的计划。
由此，澳门显然陷入了一个悖论——澳门政府希望经济体量更大、发展得更好，要兴建更多服务设施、吸纳更多游客；但更多游客的到来则可能会激发与本地居民间的更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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