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境地考验决策智慧
2014年,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胡祖六认为,中国政府制定这样的目标是为了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每年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解决就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农民工进城、产业结构调整,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来支撑。
不过他认为,在今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维持7.5%的增速面临不小的难度和挑战。“新兴市场GDP增长率都在大幅下调,巴西和俄罗斯目前只有2%左右的水平,印度经济增速回落明显,这种环境下,中国还要保持7.5%,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胡祖六认为,保增长跟结构改革,在短期内存在冲突。传统的增长来源是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由此导致了很多后遗症,如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企,在保增长的前提下完成结构调整,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促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陷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陷阱,这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政策的艺术。
胡祖六指出,过去几年中国的政策总体来说是过于宽松,无论是银行的信贷,还是社会融资都有非常显著的扩张和膨胀,导致中国现在整体的杠杆率或者负债率非常高,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的负债率都非常高。中国唯一相对比较好的是老百姓的债务相对来说较少。这种情况下,可能为了避免系统性的风险而去杠杆化,显然货币政策不能重复过去过度宽松的政策。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如果过多地收紧反而适得其反,反而会加剧系统性风险,加剧信用紧缩,各种信贷产品或理财产品违约,这显然对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央行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微妙境地。
运用市场化方式处置债务
正如胡祖六所说,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随着超日债的违约,刚性兑付的神话终于被打破。
“刚性兑付,无论是贷款还是债券,如果违约,不应该让利益方承担财务或经济损失。”他认为,应根据合同和契约对违约方采取法律行动,包括破产清算的程序。如果由于政治的压力或者别的压力进行刚性兑付,这是对商业契约的鞭挞,不利于市场的约束,不利于公开的竞争,也会造成很大的道德风险。所以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尤其对金融体系的培育健康发展非常不利。他指出,所以违约虽然很痛苦,但是还是要顺其发生,因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能增加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并不是每一项投资和交易都是成功的。所以贷款也好,债券也好,都存在信用风险。对于那些可能会蒙受损失的机构和个人来说很遗憾,但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教训,但只有这样,下次才不会盲目地做类似的投资。
在所有的债务问题中,地方融资平台借新还旧的操作模式令人担忧。胡祖六指出,地方融资平台背后的资产还是有价值的,只要假以时日,它的项目会有现金流来支付债务,只是短期存在困难,借新还旧是缓兵之计。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平台本身完全是资不抵债,不管再苟延残喘几年,项目永远不可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或者收益。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进行破产,因为这时候继续还款,是用好钱去填补坏钱,导致资源进一步低效率配置和浪费,而且也助长了道德风险。这对中国未来金融体系老说后患无穷,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此外,胡祖六认为,即使借新还债也应在市场环境下,各方通过协商谈判达成结果,而不应该用外力,比如说政府担保等。“为了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都去借新还旧,来拖延、掩盖这个严峻的事实,这是不可持续的。”
货基高收益不可持久
在经济增长承受压力之时,草根理财需求急于寻求出口,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让这种需求得以满足。
胡祖六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用互联网的技术和平台,以低成本、高效率,向一个非常庞大的目标人群推广各种标准化的产品,这是互联网金融非常大的优势。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很大的欠缺,比如说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在消费融资方面存在不足,所以给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实质是货币市场基金,胡祖六指出,货币基金本来在美国是一个低收益的产品,它更像是存款的替代物,相对来说风险较低,收益率也比较低的产品,美国活期存款没有利息,货币基金的收益率略高一点,但仅仅是0.1%、0.5%这样的水平,没有中国现在5%、6%这样的显著差别。
胡祖六认为,货币基金的高收益不可持续。货币基金对基金持有人的吸引力绝对不是高收益,追求高收益应该选择股票。“现在很多买货币市场基金的人以为这跟银行存款一样,只是利率高一点,都一窝蜂地把资金从银行流向货币基金产品,这是一种幻觉。”胡祖六称,这货币基金本身的风险要高于存款。尽管中国没有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实际上银行存款几乎都是刚性存款保障制度。但是货币基金绝对没有这种保障,尽管货币基金通常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可以看到,在美国也有很多违约导致流动性的问题,其实还是有风险的。不管怎么样,不可能相对于可比的利率,有显著的差异,这个现象不可能持久。